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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西蒙,曾經是《號外》雜誌十分受歡迎的專欄作家,其作品[週日床上]自一九七九年開始,連載六年。他的真正身份是丘世文,曾以十多個筆名於《號外》執 筆,作品產量多,成為早期《號外》的支柱。雜誌創辦人陳冠中亦戲言,自己的筆名也被丘世文奪過去。丘氏的文章題材多元:普及文化論述、學術批評以至被認為低俗趣味的作品皆有,是奠定《號外》風格的重要一員。
七、八十年代,香港這個城市正在騰飛,成長於此的丘世文可說是青年才俊,大學文學系畢業,曾到法國留學,以自修形式考取會計師資格,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寫作、沒有放棄文學哲學;在電台介紹文學、在報紙專欄執筆。可惜丘氏四十七歲離世,留下他熱愛的文字之餘,更留下他熱愛的書本,一萬多冊的藏書贈予澳門大學,將他對知識、對人生探求的精神延續下去。
編導: 陳彩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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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 — 丘世文
阿果
呂大樂說過,《號外》雜誌是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,特色是「理直氣壯地、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」。若此看來,身為《號外》草創期的重要寫手,丘世文的人生,毫無疑問,也是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
丘世文1951年生於香港,家中共有八兄弟姐妹,他排行第六。1974年於港大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,其後到過巴黎留學一年,回港後曾任職麗的電視。1976年9月,陳冠中、胡冠毅、鄧小宇,一起在灣仔譚臣道一細小單位創辦了《號外》,隨後丘世文受陳冠中力邀加入,開始為這本雜誌書寫,屬於香港社會、文化的故事。
「這是香港的第一次。第一次有一本刊物,宣稱香港作為一個如同紐約、巴黎、東京的城市,有其性格、有其文化精血與自我精神。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 magazine 。」一眾《號外》創刊編輯當時寫道。
就如呂大樂事後分析,《號外》的誕生,跟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。丘世文生於戰後香港,是土生土長嬰兒潮的一部分。踏入七十年代,這班戰後嬰兒步入成年,人多勢眾,適逢香港社會經濟起飛,成為了香港人口重要組成部分的這班年輕人,口袋裡有些餘錢,對世界好奇,也逐漸有話要說,於是開始鍾情不同媒介,例如電視,例如雜誌。
「《號外》食到這條水。」《號外》創辦人、跟丘世文相識於港大的陳冠中說。「上一代報紙,當時仍以南來文化人用高水平去寫專欄,但內容不是香港長大年青人的題材。《號外》卻純粹是這種題材,可能因此打動了不少同齡人。」
譬如說,第一期《號外》就有陳冠中所寫、有關贊育醫院輸錯血的深度報道;而對社會現象、普及文化的描述與批判,更是丘世文的拿手好戲 — 經典的有 1978 年他寫的《電視台的誕生 — 佳視》,走訪台前幕後,描繪這家積弱多年的電視台內部出現怎樣的改變;又例如在八十年代初,他已察覺到香港社會出現一種smart-assism,於是撰文,詳細分析。
《號外》打動當時年輕人的,除了是本土題材,還有獨特的文字風格:不中不英,夾雜口語。「最初他們那種文字的表達,好多人寫信去鬧佢。」呂大樂回憶。
「我和他是有意識地去對抗其他人對中文的定義。」陳冠中回想,他和丘世文都相信,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寫作語言。「我們要找到現在香港寫嘢的方法,沒可能用人家的語言寫自己香港,要自己創些東西出來,哪怕不成熟。」
曾任《號外》總編輯的岑健勳記得,早期的雜誌很缺錢,根本付不起稿費,為了充撐場面,編輯們只得每人用不同筆名,多寫幾篇。其中「分身」最多的,是丘世文。「丘世文一來,他的產量好厲害,支筆好快,又可以寫長文,差不多掃哂我們的筆名。」陳冠中憶述,當時有些筆名本來是編輯們共用的,如胡冠文。但丘世文實在寫得太多太快,最終把筆名據為己有。「我都嬲嬲地架。」陳冠中打趣道。
「如果你有留意的話,胡冠文、舒靜川、趙思宏、葉承敏、游若絲、游思韻、遲敬意等,其實都是我。其中有Tongue in Cheek的筆法,有說理論事的格調,我想,大概每個筆名,都代表了我性格的某方面。」這是丘世文的自白。
當然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還是顧西蒙。1979年,丘世文用其大學時代已開始的創作《瓶子裡的手稿》為骨幹,以「顧西蒙」之名,寫成《週日床上》,並在《號外》連載,一刊便是六年。這部儼如丘氏個人自傳的連載小說,勾勒了當時初出茅廬的青年,身處商業社會的胡思亂想,頗能反映一代香港中產的面貌。
顧西蒙和《周日床上》的影響,可不限於當時。即使過了三十年,連丘世文也因腦癌在47歲離開人世,仍有年輕人捧著書本,讀著故事,深受共鳴。「我看《周日床上》,覺得與顧西蒙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,他好像描寫到一種都市人的孤寂,而我有時都有這種感覺。」現時在巴黎一間大學教書的鄺梓楓如是說。
鄺梓楓和丘世文的緣份,並不止於閱讀其著作。鄺以前在澳門大學讀書,本科時生活苦悶,於是泡在圖書館讀哲學書,由李天命,讀到海德格、卡繆、沙特,趣味盎然。他漸漸發現,這些書有個奇怪的共通點:內頁標題下總有「丘世文 購於xx 19xx春」幾個字。
原來丘世文生前讀書甚多,藏書更是成千上萬。他離世後,家人將其中一萬二千本書贈送澳門大學,為澳門大學圖書館界其中一次最大宗私人贈書。亦因如此,鄺梓楓才讀到影響他一生路向的哲學書籍,其後鄺之所以赴法國讀書,多少也因沙特、卡繆等大師感召,「每每想到這份隔代書緣便覺奇妙,其短暫但燦爛的一生亦對我啟發不少。因此實對丘生丘太深存感激。」
將所愛的文字、書本以至文化,發揚光大,流傳後世……這就是丘世文,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
丘世文 ・瓶子裏的手稿
2016-02-28顧西蒙,曾經是《號外》雜誌十分受歡迎的專欄作家,其作品[週日床上]自一九七九年開始,連載六年。他的真正身份是丘世文,曾以十多個筆名於《號外》執 筆,作品產量多,成為早期《號外》的支柱。雜誌創辦人陳冠中亦戲言,自己的筆名也被丘世文奪過去。丘氏的文章題材多元:普及文化論述、學術批評以至被認為低俗趣味的作品皆有,是奠定《號外》風格的重要一員。
七、八十年代,香港這個城市正在騰飛,成長於此的丘世文可說是青年才俊,大學文學系畢業,曾到法國留學,以自修形式考取會計師資格,但他一直沒有放棄寫作、沒有放棄文學哲學;在電台介紹文學、在報紙專欄執筆。可惜丘氏四十七歲離世,留下他熱愛的文字之餘,更留下他熱愛的書本,一萬多冊的藏書贈予澳門大學,將他對知識、對人生探求的精神延續下去。
編導: 陳彩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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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 — 丘世文
阿果
呂大樂說過,《號外》雜誌是一個香港文化的故事,特色是「理直氣壯地、毫無歉意地從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香港的人和事」。若此看來,身為《號外》草創期的重要寫手,丘世文的人生,毫無疑問,也是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
丘世文1951年生於香港,家中共有八兄弟姐妹,他排行第六。1974年於港大英文及比較文學系畢業,其後到過巴黎留學一年,回港後曾任職麗的電視。1976年9月,陳冠中、胡冠毅、鄧小宇,一起在灣仔譚臣道一細小單位創辦了《號外》,隨後丘世文受陳冠中力邀加入,開始為這本雜誌書寫,屬於香港社會、文化的故事。
「這是香港的第一次。第一次有一本刊物,宣稱香港作為一個如同紐約、巴黎、東京的城市,有其性格、有其文化精血與自我精神。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 magazine 。」一眾《號外》創刊編輯當時寫道。
就如呂大樂事後分析,《號外》的誕生,跟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連。丘世文生於戰後香港,是土生土長嬰兒潮的一部分。踏入七十年代,這班戰後嬰兒步入成年,人多勢眾,適逢香港社會經濟起飛,成為了香港人口重要組成部分的這班年輕人,口袋裡有些餘錢,對世界好奇,也逐漸有話要說,於是開始鍾情不同媒介,例如電視,例如雜誌。
「《號外》食到這條水。」《號外》創辦人、跟丘世文相識於港大的陳冠中說。「上一代報紙,當時仍以南來文化人用高水平去寫專欄,但內容不是香港長大年青人的題材。《號外》卻純粹是這種題材,可能因此打動了不少同齡人。」
譬如說,第一期《號外》就有陳冠中所寫、有關贊育醫院輸錯血的深度報道;而對社會現象、普及文化的描述與批判,更是丘世文的拿手好戲 — 經典的有 1978 年他寫的《電視台的誕生 — 佳視》,走訪台前幕後,描繪這家積弱多年的電視台內部出現怎樣的改變;又例如在八十年代初,他已察覺到香港社會出現一種smart-assism,於是撰文,詳細分析。
《號外》打動當時年輕人的,除了是本土題材,還有獨特的文字風格:不中不英,夾雜口語。「最初他們那種文字的表達,好多人寫信去鬧佢。」呂大樂回憶。
「我和他是有意識地去對抗其他人對中文的定義。」陳冠中回想,他和丘世文都相信,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寫作語言。「我們要找到現在香港寫嘢的方法,沒可能用人家的語言寫自己香港,要自己創些東西出來,哪怕不成熟。」
曾任《號外》總編輯的岑健勳記得,早期的雜誌很缺錢,根本付不起稿費,為了充撐場面,編輯們只得每人用不同筆名,多寫幾篇。其中「分身」最多的,是丘世文。「丘世文一來,他的產量好厲害,支筆好快,又可以寫長文,差不多掃哂我們的筆名。」陳冠中憶述,當時有些筆名本來是編輯們共用的,如胡冠文。但丘世文實在寫得太多太快,最終把筆名據為己有。「我都嬲嬲地架。」陳冠中打趣道。
「如果你有留意的話,胡冠文、舒靜川、趙思宏、葉承敏、游若絲、游思韻、遲敬意等,其實都是我。其中有Tongue in Cheek的筆法,有說理論事的格調,我想,大概每個筆名,都代表了我性格的某方面。」這是丘世文的自白。
當然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還是顧西蒙。1979年,丘世文用其大學時代已開始的創作《瓶子裡的手稿》為骨幹,以「顧西蒙」之名,寫成《週日床上》,並在《號外》連載,一刊便是六年。這部儼如丘氏個人自傳的連載小說,勾勒了當時初出茅廬的青年,身處商業社會的胡思亂想,頗能反映一代香港中產的面貌。
顧西蒙和《周日床上》的影響,可不限於當時。即使過了三十年,連丘世文也因腦癌在47歲離開人世,仍有年輕人捧著書本,讀著故事,深受共鳴。「我看《周日床上》,覺得與顧西蒙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,他好像描寫到一種都市人的孤寂,而我有時都有這種感覺。」現時在巴黎一間大學教書的鄺梓楓如是說。
鄺梓楓和丘世文的緣份,並不止於閱讀其著作。鄺以前在澳門大學讀書,本科時生活苦悶,於是泡在圖書館讀哲學書,由李天命,讀到海德格、卡繆、沙特,趣味盎然。他漸漸發現,這些書有個奇怪的共通點:內頁標題下總有「丘世文 購於xx 19xx春」幾個字。
原來丘世文生前讀書甚多,藏書更是成千上萬。他離世後,家人將其中一萬二千本書贈送澳門大學,為澳門大學圖書館界其中一次最大宗私人贈書。亦因如此,鄺梓楓才讀到影響他一生路向的哲學書籍,其後鄺之所以赴法國讀書,多少也因沙特、卡繆等大師感召,「每每想到這份隔代書緣便覺奇妙,其短暫但燦爛的一生亦對我啟發不少。因此實對丘生丘太深存感激。」
將所愛的文字、書本以至文化,發揚光大,流傳後世……這就是丘世文,一個香港文化人的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