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仁宗慶曆三年（1043年），包拯任職端州知州三年期滿，奉調回京，擔任「權度支判官兼勾當京東排岸司」官職。這是一個重要的財務、漕運職位，負責調配開封東面大運河（又稱「汴河」或「通濟渠」）從長江下游杭州、蘇州、揚州等地輸送往開封的糧食、物資倉庫交卸，掌握宋朝朝廷的經濟命脈。可知執政宰相、甚至宋仁宗，對包拯的清廉正直早已聽聞。

幾個月之後，包拯得到御史台長官（御史中丞）王拱宸的推薦，調任「監察御史裏行」（裏行即見習）。宋朝的「御史台」和「諫院」的地位非常重要，各級御史、諫官可以對任何政務提出意見，甚至可以彈劾大臣、宰相，對皇帝的言行，亦有提醒的責任。御史、諫官的意見，往往成為輿論的熱點，而且有名望的御史、諫官，有拜相的資格。因此宋朝官場，有「台諫之任甚重，不可以苟然居之」。以包拯當時的資歷，必須得到重臣的推薦，經仁宗皇帝特批才可以任職，御史中丞王拱宸之所以願意舉薦包拯，很可能是仁宗授意。

慶曆三年（1043年）包拯任職監察御史裏行，到皇祐六年（1061年）官拜禮部侍郎、樞密副使，十八年間，升遷了十六次官階（北宋前期文官有四十二階，監察御史是從六品第三十五階，禮部侍郎是從三品第二十階），可見一路升遷。

包拯上任監察御史裏行之後不久，慶曆三年九月，參知政事（副宰相）范仲淹向仁宗皇帝呈上著名的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》（簡稱《十事疏》），例如「明黜陟」（官吏升降必須有明確準則）、「抑僥倖」（限制恩蔭特權）、「精貢舉」（改革科舉制度，實行糊名法等）、「擇長官」（慎選地方官）等，揭示當時宋朝的政治弊病，提出改革意見。作為新上任的見習監察御史，包拯當然需要對范仲淹的《十事疏》提岀意見，他先後呈上《論取士疏》、《論縣令輕授疏》、《請先用舉到官疏》以及多篇奏疏，支持范仲淹的革新。同時，包拯又向宋仁宗上書《乞不用贓吏》，認為清廉是人們的表率，而貪贓則是「民賊」。包拯七次上書彈奏江西轉運使王逵，揭露他「心同蛇蠍」、殘害百姓，並嚴厲批評宋廷的任官制度：重年資，輕政績。

但范仲淹的改革受到既得利益官僚群起抵制，難以推行。慶曆五年正月，范仲淹罷去參知政事（副相），外放地方出任知州，改革失敗。包拯也因此亦外放——出使契丹。